他是崇祯最倚重的大臣 却为何在军中自杀?


  崇祯皇帝朱由检在位17年,用人多疑,内阁大员和首辅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,素有“崇祯五十相”之称。他对官员的要求十分严格,为他办事的官员稍有不甚或者把事情办砸了,他动辄贬黜杀害,抄家流放。以至于在他临朝的这17年内,官员更迭速度太快,使他根本没有时间建立起一个稳固的以自己为核心的领导班子。他的这种性格导致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官员们都不求有功,但求无过,都不肯实心用事,更不敢放开手去办事。

他是崇祯最倚重的大臣 却为何在军中自杀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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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,在大明帝国最危急的时刻,崇祯皇帝始终对一个大臣保持高度的信任,将最重要的使命全权托付与他,并且毫不猜忌。他就是官至兵部尚书的杨嗣昌。

  1、被阉党迫害,忍辱负重

  杨嗣昌出生于书香门第世家,和他的父亲杨鹤都以知兵事而著称。杨鹤是万历三十二年(1604年)的进士,官至兵部右侍郎,总督陕西三边军务。杨嗣昌是万历三十八年(1610年)的进士,只比他的父亲晚了六年。

  从杨嗣昌考中进士之后,一直到天启年间,他的仕途一直都比较顺利,从刚开始的杭州府教授、南京国子监博士,很快便晋升到户部郎中。后来做到了礼部尚书,兼东阁殿大学士。这是他第一次进入内阁参政。入阁之后的杨嗣昌掌兵部事,这为他以后的军事生涯提供了丰富的经验。

  天启年间,东厂提督魏忠贤一手遮天,朝中成员十之七八都成了魏忠贤的党羽,世称阉党。天启三年(1623年),在兵部任职的阉党成员崔呈秀想要拉拢杨嗣昌,被杨嗣昌拒绝。随后,他在朝廷处处受到阉党成员的排挤,无奈之下,他选择了辞官归隐。这一等,就是五年的时间。

  四年之后,天启皇帝驾崩,崇祯皇帝即位之后,诛杀了魏忠贤,阉党瞬间倒台。朝中的阉党大员受到诛连的多达三百余人。崇祯元年(1623年),为了弥补朝中的大量缺官,崇祯皇帝宣布启用被阉党排挤在野的前朝旧臣。不少蒙冤在家闲居的官员都得到了新的启用,其中就包括赫赫有名的袁崇焕。当然,杨嗣昌也在其中,他被任命为河南副使,加右参政。后升任右佥都御史,巡抚永平、山海关诸处。他整饬防务、修筑山海关两翼城,政绩斐然。崇祯三年,授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,总督宣府、大同、山西军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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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杨嗣昌事业真正的起步,是从他围剿镇压农民军起义开始的。

  2、明末能臣不少,为何崇祯独独对杨嗣昌偏信不疑?

  崇祯二年(1629年),第一任闯王高迎祥在陕西杀死参将王国和当地知县,率众劫掠州府。此后的好几年间,李自成、张献忠、老回回、罗汝才、混十万、过天星等相继在陕西河南等地率众起义。杨嗣昌在镇压农民军起义方面很快就表现出了过人的才能。首先第一点,表现在他知人善用。他向崇祯皇帝保举陕西巡抚陈奇瑜,交给他围剿整个陕西农民军的任务。崇祯皇帝任命陈奇瑜为新的五省总督。

  陈奇瑜把李自成从陕西打到了河南,又从河南打到了陕西,把李自成围困在车厢峡,李自成差一点被生擒,仅仅带着几十个人逃脱。一直到崇祯七年(1635年),李自成都没能翻身。

  崇祯九年(1636年),杨嗣昌向崇祯推荐当时只是顺天府府丞的孙传庭,请求让他出任陕西巡抚,负责围剿农民军叛乱。孙传庭和卢象升都是明朝末年鲜有的名将。孙传庭被任命为新的陕西巡抚后,生擒闯王高迎祥,一度荡平陕西的叛乱。但不幸的是又被李自成侥幸逃脱,后来李自成又在河南迅速壮大起来。

  转眼到了崇祯十年,农民起义席卷中原地区,此时的杨嗣昌被正式任命为兵部尚书,负责镇压全国的农民起义。他最受崇祯倚重的是他所制定的“四正六隅十面网”的围剿计划。一向抠门的崇祯皇帝给杨嗣昌增兵十四万,加饷二百八十万两。崇祯皇帝着实大方了一回。

  其实杨嗣昌的围剿策略很鲜明。他洞悉晚明的朝政、军政,以及民间百姓的生活情况,深知民间疾苦,更是知道农民起义的缘由。早在前几年,崇祯皇帝曾问过他,辽东的皇太极和陕西、河南的农民军叛乱应该先剿灭那个。杨嗣昌回答的很明白:“辽东虽然强大,但是山海关东临大海,背靠群山,是一座天然屏障,只要派重兵守住山海关,那么皇太极便永远也强攻不进来。倒是中原地区千千万万的流寇,才是大明朝最大的敌人。因为流寇就是百姓。他们穿上衣服下到田里是农民,举起武器就是流寇。如果不能让百姓吃饱饭,那么流寇便永远也围剿不完。”所以一直以来杨嗣昌都主张剿抚并用,不能不剿,也不能一味地剿。杨嗣昌的策略无话可说,但是根据明朝的财政现状,又如何能够拿出多余的物资来赈济农民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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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崇祯听取了杨嗣昌的建议,同时任命熊文灿总理五省军务,剿抚兼施。此举在一年内颇见成效。张献忠、罗汝才等农民军兵败降明,李自成在渭南潼关南原遭遇洪承畴、孙传庭的埋伏被击溃,带着刘宗敏等残部17人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。

  好景不长,崇祯十二年(1640年)五月,张献忠谷城再起,各地农民起义烈火复燃,崇祯帝“命杨嗣昌督师,赐尚方宝剑进行镇压。杨嗣昌与陕西副将贺人龙、李国奇夹击张献忠於太平县玛瑙山(今四川万源县),史载“大破之,斩馘三千六百二十,坠巖谷死者无算。”

   3、无力回天,在军中自杀

  崇祯十四年(1642年)正月,李自成攻陷陷洛阳,杀福王朱常洵。二月初四半夜,张献忠一日夜驰三百里出四川,奇袭襄阳,初五日,在西门城楼杀襄王朱翊铭,朝野震惊。由于当时杨嗣昌就在襄阳附近围剿农民军,听到这一消息后,他深感自己辜负了崇祯皇帝的嘱托,忧惧交加,伤心欲绝,结果一病不起。不久之后,杨嗣昌带着深深的遗憾在军中自杀身亡。

  崇祯皇帝听闻杨嗣昌的死讯,临朝叹息:“自杨嗣昌殁,无复有能督师平贼者。“ 又亲书祭文,曰:“惟卿志切匡时,心存许国,……赍志深渊,功未遂而劳可嘉,人已亡而瘁堪悯。……英魂有知,尚其祗服”。有人弹劾杨嗣昌,说他围剿不力,误国误民,崇祯不听,先以剿贼功加封杨嗣昌为太子少傅。

  杨嗣昌从军一生,他的悲剧断不是因他个人而起,而是他面对的是一个不幸的时代,一个无力回天的时代。杨嗣昌为人谨慎,无论是做官还是带兵打仗,考虑问题都十分周全,而且十分谦虚。这也是它能够在风云变幻的崇祯一朝始终得宠不衰的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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